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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秋时节,汶川映秀镇流水潺潺,鸟语花香。来往游客、小镇街景及远处苍翠的山峰,共同构成一幅祥和安宁的山水画卷。

惨烈的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,在中国的“心腹之地”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这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、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,从瞬间“归零”到物质重建、经济重振、文化重兴、社会重构,用了多久?答:三年。

“超越自然的奇迹,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。”汶川、北川、青川……早已不只是川西崇山峻岭间一座座小小县城,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信念的象征,是窥见社会主义中国的窗口,更是解读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”的密码。

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,正是“汶川奇迹”的根源所在。时光回溯到2008年。灾难发生后,党中央接连发出一道道决策指令:第一时间发布全国总动员令,启动国家一级应急预案;第一时间从各大军区调集部队,协调全国各种资源驰援灾区。震后24天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,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;震后27天,国务院颁布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》……

所有灾区基层党员干部,同样经历家园破碎的苦楚,同样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,都是“五加二”“白加黑”,他们用自己的坚守,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为灾区群众传递着信心与希望。

灾后一年中,四川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共动员120万名党员组成2万多支服务队,活跃在灾后恢复重建第一线,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建房选址、信贷资金、心理辅导、技术培训等各类问题。恢复生产、重建家园,强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,激励着共产党人与灾区群众鱼水相依、血肉相连、患难与共。到汶川震区考察的外国友人感慨道:“有一本‘经’我们很难取走——你们有这么多勇于献身的共产党员。”

2008年6月8日,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,国务院颁布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》, 80条内容条条直系民生关切。“国务院出台的首个灾后重建相关文件,就将千头万绪的重建工作指向了‘人’这个核心。”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先农如是评价。

灾区人民不仅是地震灾害的承受者,更是重建奇迹的创造者。原都江堰市古城区灾后重建历史文化专家组组长王先生回忆,在灾后重建中,都江堰确保“住房如何建、住房谁来建、小区谁来管、发展谁受益”等四方面的“群众说了算”。在重建规划编制过程中,100多家规划机构将办公室从“写字楼”搬进了田间地头,平日里拿惯锄头的农民罕见地当起了规划专家的“老师”“顾问”。

山东—北川,广东—汶川,北京—什邡,上海—都江堰……震后仅一个月,国务院即出台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》,全国近2/3的省份行动起来,对口支援重灾县市。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的19个省市与四川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地区结成对子。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国家动员,让寿光的蔬菜在北川抽出嫩芽,江苏的草莓在绵竹结出果实,汶川的教师在羊城深造,都江堰的保姆在上海找到工作。当基础设施援建告一段落,“对口援建”自动向“对口合作”演进:广东每年异地培训上千名汶川籍农民工;绵竹江苏工业园、什邡北京产业园、川浙产业园……

不仅仅只有对口支援。灾后三年,中央财政在恢复重建的投入达到2200亿元,税费优惠、金融支持、用地保障、法制保障……党和国家的一系列“顶层设计”,为恢复重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。

“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!”“我们都是汶川人!”……多年之后回望汶川,这些曾经激荡灾区的强音,依然萦绕在国人心头。地处偏远大山中的广元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,村民们在墙上写上了两条被网友誉为地震灾区“最动人”的标语:“有手有脚有条命,天大的困难能战胜!”“出自己的力、流自己的汗、自己的事情自己干!”这两条标语的灵感来自村民石光武——枣树村震后第一个搬进永久性住房的硬汉子。当自家的两层楼房被毁后,石光武领着家人起早摸黑,很快搭建了临时过渡房。在他的感染下,乡亲们自发重建家园,开展生产自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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